历史上的今天 30 四月 此日发生的事件。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當年的紅衛兵、亲共团体及人民日報称为香港反英抗暴斗争，是一場於1967年在英屬香港發生及持續近八個月的親左翼暴動、暴力示威和騷亂，當年在香港的左派組織為響應於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並仿效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成功壓服澳葡政府及驅逐中國國民黨勢力出澳門的鬥爭經驗，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策動下香港左派團體於1967年年初起積極捕捉在香港發起騷亂及政治鬥爭的機會。同年4月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分廠發生勞資糾紛，以香港工聯會為首的左派團體連同左派媒體藉機利用這次工潮在5月發起騷亂及文革式鬥爭，香港工聯會領導層及左派團體領袖又於5月成立鬥委會，在港九各區連日策動騷亂，並發起罷工罷市試圖癱瘓香港經濟，中國當局亦向香港左派提供資金支持罷工，供港食品曾經大幅減少，左派企圖同時通過暴力及經濟手段動搖民心迫使港府屈服，可是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罷市始終得不到普羅香港市民響應，7月起左派示威集會的規模大幅縮小，然而左派份子卻於同月發動炸彈襲擊浪潮，在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件懷疑爆炸品，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盡失民心，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
在暴動期間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多次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駐港英軍拆彈專家頻繁出動拆彈，暴動中有832人受傷，包括212名警務人員，有51人死亡，當中有7名市民遭左派暴徒的炸彈炸死，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其时正值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及捣毁，英国驻沪处理侨务专员办事处也受到中國造反派群眾冲击并被关闭。1967年8月20日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兒童被炸彈炸死；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後遭到《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等左派報章發文恐嚇，8月24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在返回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遭埋伏及縱火燒死；《明報》創辦人兼小说家金庸因為發文抨擊左派暴動而被左派份子追殺，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這些恐嚇與恐襲均被認為是該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六七暴動成為1945年香港重光後的歷史分水嶺，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發展，乃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均有著深遠的影響。

背景

二戰後，共產主義勢力在香港的活動日趨活躍，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聯會、分支工會及出版機構等左派组织，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漸漸建立起龐大的統戰網絡。
195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国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逃难南下来到香港活动，大量中国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动，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則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在冷戰格局下，左右兩派滲入香港的政工人員各自成立工會等組織爭取群眾支持，又通過操控不同的社團爭奪話語權，並打擊對方在香港的勢力，惟該等活動造成群眾對立，左右兩派時有群毆等暴力衝突，由於兩派勢力的活動造成社會動盪，香港政府因此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勢力，兩派均有不少赴港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遞解出境，又在秧歌舞事件後將其中六千名在摩星嶺聚居的親右派難民集中調遷到調景嶺安置，減少兩派群眾互相挑釁而引發打鬥的機會。在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的雙十暴動左右兩派群眾爆發激烈毆鬥，港府平定雙十暴動後將多名國民黨在港幹部遞解出境，右派勢力受到削弱。
由於中共自建政後不斷推行多項政治运动肅清其定義的右派及鎮壓異己，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公私合營等運動亦嚴重影響到中国部分民眾的基本生計，到1960年代仍然不断有中国内地难民逃难来到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短时间内急速上升，港府要在短时间内为急速膨胀的人口解决经济及民生问题，並不容易，貧富懸殊加劇，收入差距擴大，租金高企，住房嚴重不足，山坡寮屋林立，政策亦被質疑向龍頭或獨市企業傾斜，還有積習難除的公務員貪污問題，市民對政府的怨氣日深，港府高層和基層市民又缺乏溝通渠道，使得草根階層感到訴求被漠視，成為發生騷動的因素之一。1966年4月因為天星小輪頭等艙加價港幣5仙，在九龍引發歷時兩晚的天星小輪加價騷亂，惟當時左派團體沒有介入，左派報章在時評中亦支持港府平亂。由於左右兩派均沒有積極介入這次九龍騷亂，故此事件沒有擴大。香港總督戴麟趾隨後於5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律師黃秉乾組成「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成因及提出建議，委員會於同年12月提交報告書，除了提到經濟問題及不安情緒容易導致社會躁動，也提出官方應增加與民眾溝通的途徑及改善青少年政策等多項預防措施，可是港府來不及落實報告書的建議，香港左派在文革風潮下在1967年年初已決意操作勞資糾紛發起政治工潮，繼而策動矛頭直指港府的政治鬥爭。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内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發動連串騷亂及罷工，在中國廣東省政府積極配合及威脅斷水斷糧下，澳葡政府在1967年1月屈服並答應澳門左派提出的各項要求，不但要謝罪道歉及賠款，還要同意肅清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青天白日旗亦不得在澳門繼續懸掛，左派自此支配澳門的政局。澳門左派大獲全勝後，香港左派份子紛紛到澳門祝賀及學習鬥爭經驗，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受到鼓舞，要在香港發動類似騷亂，並得到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權支持及積極配合，原本掌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又遭到紅衞兵奪權及批鬥，香港左派遂決定策動相较澳門左派更激烈的鬥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祁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左派的鬥爭成果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左派陣營開始積極尋找挑起騷亂的機會。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香港左派受到澳門左派利用「一二·三事件」在1967年1月成功奪權的鼓舞，1967年2月起香港左派便開始藉勞資糾紛及僱員間的爭執，製造多場「政治工潮」，试图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並由左派報紙將工潮政治化為政治迫害，伺機將工潮擴大並演變為壓服殖民地政府的大規模罷工及騷亂。

南豐紗廠工潮

在荃灣的南豐紗廠是香港當時規模最大的紗廠之一。1967年2月14日，南豐紗廠領班黃劍雄與左派工人發生打鬥，廠方報警處理，後來開除了兩名有左派背景的工人陳佛振、葉炳昌，左派工會迅即將此事政治化為左右兩派的鬥爭，聲稱是「美蔣特務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壓迫！」並指責資方打壓左派工人。作為左派喉舌的《大公報》在2月26日於社論稱「美蔣分子這段期間氣焰囂張，是與港英當局的縱容包庇有關。」不但稱荃灣各大紗廠都有「美蔣份子」製造「兇案」，更開始將矛頭指向港府。3月16日，香港工聯會屬會之一的「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其後在胸前佩戴毛澤東頭像章的南豐反迫害鬥委會代表，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在高叫《毛語錄》口號後，要求廠方立即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份子」工廠領班黃劍雄。在這次工潮中，資方和警察都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使事件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